我生于前25年(1887年),原籍河南新乡县。封丘杜潜由日本回河南,组织同盟会河南支部,杜介绍我加入同盟会,由我介绍人会者20余人。
当时日家中有120多亩地,15口人,自食其力,衣食无缺。我从7岁起上私塾,读书12年,三易师,皆当地知名人士。又在新式初小读书一年,适逢科举考试停止,遂于1906年考入武陟县河朔中学。该校是道尹石梗主办的,教职员多为兼任,压力甚大。独有江苏无锡曹允文先生任国文、历史教员,提倡,暗买些《新民报》、《浙江潮》、《苏报》、《豫报》、《波兰史》分送先进同学。我为曹先生最励之一人,受了教育,思想突变,恨清朝,对外战争节节失败,割地赔款,疆域日蹙,不定遭列强瓜分,灭种。
封丘杜潜由日本回河南,组织同盟会河南支部,杜介绍我加入同盟会,由我介绍人会者20余人。那时之河南同盟会支部,共集合了38个会员,事在前4年(1907年)春。云南河口起义虽告失败,由我募款2万多元,分寄日本同盟会总部,蒙励。
同年暑假,我在本村小学翻印同盟会宣传品《急救中国策》。因索读者甚多,同年寒假,在河朔中学第二次翻印。由于办事不密,被校内庶务员吕秀章查出,报告监督刘名馥。刘即转呈道尹石梗,立即将我,二月之久。经我老师李敏修(任河南学务公所)转恳河南学台王垿、提学使孔某、河南髙等学堂监督刘盥训、陆军小学监督顾璜等各要人营救,石允从轻办理不报部,不杀不赦,判为永远,死了为止。遂铁索锒铛,由武陟递解卫辉府狱中关押。我受审时,没有供出同盟,也没一个人。同盟会同志们大多数在各处中学、师范任教职员,对我照顾备至;并有素不相识的同志也不断前来访问或接济,故我被关押期间,生活并不很苦。
补叙一件事。1904年,我在新乡初小读书时,曾听到一个小故事:沁阳县有一个老翰林,名李棠阶,在清廷做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代帝王师。最后到光绪年间,慈禧时,慈禧召见李棠阶的夫人。谈话中,慈禧问李的夫人说,妇女大脚好不好?李的夫人说,不好。慈禧大怒,立即把她赐死。李棠阶尚须朝服朝冠向慈禧谢恩。我认为这太不讲理了,满汉太不平等了因此就产生了民族的思想。加入同盟会时,也是专讲民族,以排满为目的的,而对、民生就没有多研究过。
我参加了同盟会之后,恰有党的巩县人王抟沙在杜潜之后也由日本到开封,住法政学校,和法政的熊范舆共同,同盟会。他们]说孙文讲排满,是速中国的;清廷能颁布,就是“不排满自排满”;他们亻骂同盟会为瞎哄党。当时在开封的同盟会员很多,我也在内,都秘密住在各处。每逢王抟沙一次,夜间,同盟会员集合在大河书店,王、熊的,连夜贴出,并向王、熊去些信。于是王抟沙就去外省联系向清廷请求颁布。教育界都认为,王抟沙跑了是怕挨。
1911年武昌起义后,开,我始恢复。1912年春,遍游沪、汉、京、津、烟台、西安,答谢过去照顾的同志。另一方面,商讨将来的计划。忽接家电,先父瘫痪,星夜返里,延医任源治,数月后始见好转。同年被选为临时省议会议员。同年冬,孙小中山、黄克强二先生到。友人电邀,又离家外游。我经杜潜、胡瑛、张继等介绍,见了孙中山、黄克强二先生,蒙二先丝安慰和励。
孙、黄两先生联系七党合并为。我亦山同盟会转为国民觉,同时到总部任机要科副主管职,专管密信、密电、文件等。1913年,成立后,府院起了矛盾。
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此案大白后,又因种种争执,孙、黄二先生起义讨袁,孙中山先生派我联络河南白朗。起义不幸失败后,袁下手谕,说我甘心从逆,着即拿办,交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照办。我与陆本系熟人,他了袁的,竟派他的副官郝树枚(山东菏泽人)连夜送我出京,让我逃走,由此进入生活。我预备了旅费,两次拟赴日本,都走不通。
1914年,孙、黄二先生在日本主张不合,内争甚烈,我对前途颇失望,乃托友人筹备了一副书担,以卖书为名,遍游秦、晋、陇和内蒙。是年夏,与山西续栖凤、李岐山、弓富魁等议定拥阎反袁。阎已经赞成,到起义前夕,阎变了卦,派兵同志。实际上,阎先令同志逃走,甚至暗送费,而是杀了几个兵痞,张大其辞,报袁,以巩固他的地位。
1915年,我因在太原起义失败,即化名徐长源,到怀庆甲种农校教书,任国文、历史两课,校长为王幼侨。同年,听说陆建章当了陕西督军,我挑着书担去找他。陆见了我,又惊又喜说:“人家都说我是陆屠户,你咋敢来见我?”我说:“你是我的再造,为什么不敢见你?”陆又说:“我杀的都是假,凡是真,我没有不的。”他就留我住下。我也不怀疑地住下了。
不久,陆找我谈话,开门见山地说:“我想让你到外面卖土,你敢去吗?”我答:“只要有办法,为什么不敢去呢?”他就说,鲁西、冀南、豫北这个三角地带,能销售大量烟土。拟雇30辆两套车,带骑兵一连,派郝树枚随我到这个地带试卖一次。不坐火车,专走旱,对沿途驻军首领和镇守使、道尹等都有信和电报,分别送他们J些烟土,不会发生意外。次日,就令我起程,带了60万两土,不到两个月就卖完了。
我正在结账时,袁世凯死了。陆被陕西的陈树藩、胡景翼了。传闻陆在陕西如坐。因胡景翼是我的好朋友,我就化装赴陕,并带50万元票子,这很能救陆建章一时之急。陆又令我到河南,给他拍发了致徐世昌、段祺瑞、孟恩远等的电。我又回陕西,才见陈树藩、胡景翼等。胡知道我给陆卖烟土,并问我卖了没卖,要我不交给陆款。段有电,令陈树藩等保险把陆送到。陆令我到河南预备100万元,到陇海堂车站遣散他的部属,他就安全回了。
陆到后,中、交两银行的票子打了折扣,各地银洋不能出境,我费了很大力气,共往给陆送去100万元,陆不令再送了,让我留下些办实业,以作的后盾。他说,没有经济基础,是不会成功的。我就在安阳接收了凤凰岭煤矿一处,在漯河开了鸿茂制蛋厂一所。
1917年,孙中山先生痛恨北洋军阀、捣乱,要兴师。我得了消息,到沪晋谒孙先生。谈次,知孙先生由广东出师北伐,已布置妥当,孙先生即委我为西北军事联络员。经同志们商议,请孙先生委张钫为秦豫军总司令。陆建章在汉阳兵工厂代购步枪1000支、子弹60万粒,交汉中镇守使关金聚,由汉江运陕,令我们把已收编的白朗旧部集合起来,开到汉江边某地,去接收。
不幸这项军火被襄阳镇守使黎天才和驻军石星川丿劫去了,所收抚的白朗旧部就起来。南阳镇守使吴庆桐了我们的三位同志,河南督军赵倜又了我在漯河车站开设的鸿茂制蛋厂,了我们五位同志,并了以我为首的32人,一切计划全失败了。这时,以于右任为总司令、张钫为副司令成立起了陕西靖,我就在陕西靖内任了个参议,代表于右任等在京、汉、沪、粤各处活动,干了四年,南北停战议和,告一段落。
1922年,受孙中山先生,与胡师长景翼出潼关段褀瑞,驻平汉线年平汉铁工人,被人报告吴佩孚,言仲隗为主动人,又被。1924年,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密谋倒吳佩孚,榆关班师,我也从中主张。冯、胡、孙开秘密会议,有时我也代表胡景翼出席。1923年,我父病故,因胡景翼任河南军务督办,忙于(帮助)布置,也无暇安葬。河南政局布置初就绪,孙中山先生又在逝世。继之,胡景翼又在河南病故。我与河南省(军事)继承人有些内部矛盾,异常灰心,认为国民无希望,决意返里学圃,不再问事。安葬我父后,即借烟酒作消遣,生耶死耶,斗争了一年多,曾经一次,未达到目的。
时张继任了分会主任委员,再三邀我前去,始而拖延,终于再做“冯妇”。到之后,张继的主任委员被人反对,干不下去了,我被友人强留在做寓公,生活很困难,把自己在家所存的三支变卖了维持生活。
1927年,北伐军抵武昌。很多老同志住在我家内,劝我再干。有晋军友人卢子英邀我赴上党即应约前往。卢子英坚请我与阎锡山见面,。见阎后,即委我为某某第一司令,坚辞,又改委为豫北自治军司令,驻扎晋城。我表示在这个小范围内,奉军离开豫北,欢迎国民军渡过黄河,就算责任已尽。我集合了黄的地方团队和武装,奉军在豫北的炮兵,欢迎冯玉祥由陕出关的骑兵团长张占魁渡河。我的任务完成,却与吉鸿昌发生误会,而阎锡山我不服从命令,此时我才知道阎反对冯玉祥。阎不发我的饷,我乃乘机下台。但吉军把我的司令部空,不无忿恨,遂致冯玉祥一函,措词不无过激,即为第二次坐狱作了预备。
1928年,冯玉祥到新乡,派人请我。至则未见面,即把我送到狱中。经各处友人函电营救,押了7个月,始行。
到1929年3月,赴津看mxbd-200老朋友赵霞洲,恰值赵因嫌疑了,我不知道,直赴天津地纬七号见赵。进门后,见赵屋内凌乱,有两名,就把我了,解至。我被时,才知道是因著了《出》小,赵供是《华北日报》出版的。时,(的人)首先说我的著作很好(指《出》小),而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小的名字,怎会承认呢?此事由《大公报》披露了,商震看见了,即电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令我取保开释。我住了一个月的所,了一星期,神经已经失常。在所内吃了一个不完全的小手巾,一盒哈德门纸烟,这是一生经历中最苦的一小段。我又回到故里。1929年,蒋、冯、阎内讧,张钫在冯方面找我,卢丰年在阎方面找我,我都没应命。
1931年,河南省的想拉我到内任职,蒋在南京召集国民会议,河南的把我选为国民会议代表。同年,河南刘峙委我为河南第一区(辖豫北25个县)巢匪指挥官,此事是和张钫保举,事前未征求我的同意。任命发表后我要辞职,张钫说,任期仅个月,你能敷衍过去,给你另找工作。也是这样说,我才就职了。我之要辞职,因我原非军人,又无部队,如何剿匪?故我不受,而我就职时,三个月的时间已过了一半,故我仅是建立了一个指挥部而已,没有做什么事。任期满后,我当了焦作中原煤矿公司的常务董事。
1933年,中原煤矿公司和英国煤矿福公司合作后,改为焦作中福煤矿公司,我就升为董事长。干了二年半,共赚了44万,刘峙独吞了20多万,福公司得了10万,给蒋介石10万。1935年,又任河南省委员。
1937年,抗日战起。次年春,豫北沦陷,专员、县长逃走一空。我以省委员兼任豫北第三、第四两区专员、保安司令及党务督导员,干了八个月。我的专署里边,自然大都是原来在党政机关干过事的人。而其中没经人介绍,我直接找了一个(认为抗日积极的)员何晓光任秘书。由于他印(方面的一个)统一抗战纲领,没有得秘书主任同意,他们以为此事大逆不道,群起而攻,把我的儿子海长也牵扯到里边,弄得我没有办法,就打了海长一顿,把何晓光介绍到宜阳县教书,同海长走了。
1938年二三月间,日寇由豫土北汲县一带出动,不到15天,如入无人之境,攻到潼关附近黄岸的风陵渡。他们]将近100长战线的后防上,仅在焦作驻有重兵,进行惨无的,焦作周围杀得断人稀。修武县城已沦陷,县长程明。升驻到修武北山上,联系的群众和并不很多,对日寇明截暗袭,游击战非常活跃,使日寇不敢高卧,更不敢以少数人下乡。在此情况下,忽然河南省把程明升免职。我很猜疑,即电秘书长潘薰南询问原因。复电说,是经铁队大队长许挽澜(中央加委的,也驻豫北)说程明升是员。我认为此事在豫北抗战上是个损失,又电潘薰南说程是否能复职。复电说,已经会议决议,未便复职。
在程明升被免职后,大约两三个月内修武无县长,恰遇着日寇后防,战事日形紧张,修武人民纷纷要求委任县长,也力促我保荐人。在双方催迫下,专署就有人提议让专区保安司令部的副官主任陈聘青任修武县长,我就向电保陈聘青为修武县长。此消息不知如何泄露出去,洛阳由人主笔的《行都日报》了修武县人民反对陈聘青的新闻,说陈吸食毒品,表示,因而此事又搁了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才批准。到我辞去专员兼保安司令离开豫北时,陈聘青才去赴任,是由专区保安副司令李万如送他上任的。陈聘青驻县麦秸河,被程明升率队袭击一次;越日,程明升在烈河又被李万如和陈聘青袭击次。这是我离职过黄河之后,从郏县起程往西安时才闻知的。而双方损失情形,至今仍不了解。
1939年,我经管以工代赈修黄泛堤,由郑州至界首120多公里,很得灾民爱戴。此事完成后改组,不再任委员。
1940年,我当选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卫立煌正在重庆向孔二小姐求婚,中条山战事发生,蒋令卫飞赴前线指挥作战。卫抵成都,电约孔二小姐乘机到成都,作婚事最后决)/定,孔二小姐未应约。卫立煌因私事,贻误战机,使我军被日军各个击破,天然坚固的中条山防线不保了。河南在抗战期中最大,黄河决口,造成了700万灾民百姓出兵出粮,。我在参政会提案纠举卫立煌,深得河南人同情。
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上未有之奇。
1944年,中原战事紧急,汤恩伯拥有10余万大军,掌握有精良武器,在14天内失守了30多个县。他为逃避责任,我归罪河南人民,竟说都是,贴出,实行。我在参政会提出事实,提案纠举。蒋介石无理袒护,竟把汤恩伯的罪自己代为承担。全体参政员表示罢会。蒋不得已,乃把汤革职留任,戴罪图功,搪塞。我受蒋之忌,而赢得大多数人民同情。
1944年(11月),中央任我为豫鲁监察使,于右任电我不准辞职。那时,日寇完全侵占了河南,于右任又电我在陕西设豫鲁监察使行署。我就职后,于右任告我说,因为我纠举卫立煌、汤恩伯,蒋不准我在中央乱讲话,要求于右任。于即将计就计,呈请任我为豫鲁监察使,蒋即批准了。于曾向我说,你只要不吸,不赌博,我就保你的险。抗战胜利后,我连任第二任监察使,努力贪污。
1946年,当过第一次国大会议代表。同年,又当了豫鲁调查团第七团团长,在青岛一市就查出40亿接收赃款,并交豫鲁最高法院判处七个死刑,其中河南一个、济南四个、青岛二个。结果,7个调查团以我这个团的成绩为最。
1947年,监察使制取消后,又当选了监察委员。1948年,淮海战役之后,李仁代理总统时,我曾任检查慰问团(名义上是检查“二二八”慘案)负贵人,并带很少的赈款,救济者1948年开封第一次解放,小儿海长同一班进步青年随嵇文甫先生参加。刘茂恩向蒋报告,言均系刘群士、王友梅与仲隗所。蒋在中政会议席上,大骂仲隗为,并派。刘群士、刘庄甫、王友梅等在信阳密谋倒蒋,屡次函邀我。程颂云恐仲隗被所害,亦函召赴湘,因甚严,未能成行。南京解放前，我不领薪金、费，与监察员脱离关系。
开封第一次解放后,我在上海住。小儿海长介绍上海地下工作干部王平顺9、沈玉、阎慎予等与我晤谈,始悉解放军有战胜攻取的条件,必遭失败。但思解放军虽能胜利,已与自己无关系,或能允许我个人;退一步想,亦觉好子些,因上海未解放时,我时时怕汤恩伯报复,天天盼解放军早到。初读了《新主义论》、《新人生观》等书,渐渐认识的政策。
地下工作者王平顺是广东人、大学生,他联系我,说是奉中原人民令,并送有费,允实报实销,要求我回河南。上海解放后,王平顺在人民工作。我回河南时,王照料很多,时有,这时我才知道他本来姓戴,王平顺是化名。
上海解放后,我与(在军管会工作的)李静宜聚谈甚多。海长亦相继到沪,我即拟返豫一行,看看实际情况再定个人出处。
1949年到开封蒙人民照顾,住省交际处,领导上派高延柳领导我和任芝铭、刘积学、王友梅、刘莪青一起学习《宣言》。1950年,我和任芝铭、刘积学、刘莪青等都参加了民革,并任民革河南省委员会委员。1950年,我被选为河南省人民委员,并兼任河南省参事室主任。河南政协委员会成立后,我任了委员。
①此文系根据郭仲隗于1949年、1951年7月、1958年11月所写的三份自传及1957年10月的一份补充材料,由马建干整理而成。括号内文字,系整理者据文意和有关资料增补的。
④王友梅,河南唐河人。为出席1924年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代表。解放前任河南省参议会,勇于纠弹贪污。1949年翊赞参议会刘积学在信阳起义。解放后在运动中被错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
⑤刘庄甫,刘基炎,字庄甫,河南新县(原光山县新集)人,1880年生。同盟会员。辛亥时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部副长。年间任河南专区专员、潢川专区专员。解放后任民革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河南省政协委员、省文史研究馆馆委等职。1961年逝世。
⑥王平顺,本名戴德,当时为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工作人员,被组织派往上海做地下工作。中华人民国成立后,曾任大连远洋运输公司负责人。
⑦任芝铭,河南新蔡人,1896年生,同盟会员。年间曾任河南省通志馆协修、新蔡今是学校董事长、县参议会等职。解放后任河南省政协副、全国政协委员、民革河南省委员会主委。1969年逝世。
⑧刘积学,字群式,即本文前边所写之刘群士,河南新蔡人,1880年生。清末留日期间,曾任同盟会河南支部代理支部长。年间,任议员、、河南省参议会。解放后曾任河南省政协副。1960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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