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写《史家码村史》？

　　月正式接手《史家码村史》编纂以来，不觉已一年有余。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我担纲村史编纂的背景及相关的。

　　为什么要修村史？直接的原因是村不存在了，过往的村民不存在了，多数村民的故事不存在了，村民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不存在了。村是农耕时代留下来的最小基层组织，先是自然村，后是行政村。当代中国的村落面临千年之变，在现代化建设中，每天都有村落在消失，旧村被成为新村，成为城市社区。去年的股份制，则使浙江村民成为新时代有股权的现代社员。原来的村落不存在了，过往的村民不存在了，多数村民的故事不存在了，村民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不存在了，这就是村史编纂的急迫性所在。现存的老人可能是最后一代农民，有必要将他们的历史记忆记录下来。记录村落历史的载体，就是村史志。从这个角度来说，下应街道率先要求下属各村编纂村史，这是值得肯定的事。有公信力，有能力推动农村文化工程建设活动。文化礼堂是硬件，编纂村史甚至村谱(如《史家码村谱》)、谱(如江六村的《陆氏谱》)是软件，两者结合才能得到可持续发展，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这种乡村文化工程建设活动，鄞州区、宁波市、浙江省，甚至全国各地，均可推广。

　　我近年来在建设中国史学，其中一个分支是社区史编纂。笔者一直想寻找一个村作为新村史实验平台，编纂一部超越现有方志体或地情体村史的新村史，提炼出自己满意的新村史编纂理论，一部有创意的村史之作，提供一个新的的操作模式，供各地村史编纂者参考。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必须理论与实践同步进行。为了体验与，村史研究专家必须亲自参与村民史调查研究。通过社区史实践，进一步验证与丰富原有的社区史理论，形成一个全新的可操作的社区史编纂模式。鄞州区委学校校长杜建国先生是我的知音，2015年4月在桃源书院相会，知道我有这个想法以后，提出可以在下应街道找到这样的实验平台。下应正面临着千年之变，由传统农村变成城市社区。为保存村落文化，正在号召各村编纂村史。他联系了下应街道，主管文化宣传的倪骋副主任乐意地接受了这样的，推荐了文化底蕴较足的史家码村作为实验平台。史家码村的史佩林、俞米加主任也乐意地接受了街道领导的。于是，我得以到来到下应街道史家码村，开始我的新村史实验之。把经常把这项活动称作“袁隆平下乡培育杂交水稻”。听说我这位大教授进村主持村史编纂，市史志办某位退休领导嘣出的第一反应，这是杀鸡用牛刀了。我的回答是，这是一种全新的史学探索活动，杀鸡就要用牛刀。学人不能再高高在上，得接地气与乡村基层结合，这样才能提升村史的编纂水平。除了科学实验，也是为了服务地方，甚至用某些老人的话，是在积德。一个人来到人，不能带走什么，但可以留下一些东西。村史编纂，就是可以留下来传之百世的文化作品。

　　村史编纂成功与否的关键，一是指导思想，二是体例，三是材料搜集，四是考订与编排。在确定使用新的社区史及体例的情况下，最为关键的就是材料的搜集。我们编纂新村史，是从史的采访入手的，这不同于其他人。社区史编纂必须引入史，这有三方面的考虑，一则村级行政单位，留下的文献资料太少。二则今日的村史，不完全是精英参与的村史，而是人人参与、书写人人的村史。社区史建构要从个人史采访入手。史的主体是个人史，有了个人史就可以建构群体史。三则村民历史信息大都存留在村民的大脑记忆中，必须从大脑记忆中加以不断的发掘。史的发明，可直接从人类大脑记忆中搜集历史信息，这解决了普通人档案太少、没有人事历史记录的缺陷。从实践结果来看，史采访往乡村走，是一个十分正确的方向。个历史，个人史是一切当代群体历史建构的基础。

　　原来我设想了一个周全的史采访计划，准备驻村集中采访一段时间。然而，当去年5月我们村史团队来到史家码村时，面临的景像却大出意外，有七百多年的古村已经拆迁了，只剩下二三十户人家没有拆迁。地上一片狼藉，犹如当年日本军队过的中国村庄。原来集中居住的村民，现在被打散了，分处各地，得到不同的地方进行采访，这就增加了史采访的难度。幸好，姜村有一块老年人临时集中居住地，于是，我们首先来到了姜村。那天，我们分成几个小组，集中对居住在此的老人进行了采访。由于对老人的背景一无所知，由于问卷调查设计不够周全，参加人员的史培训工作也没有跟上，效果并不理想。事后学生们的记录稿，如同平时的课堂笔记，只有断续的关键词，根本不成句子。此后，改变方针，有目的地采访相关人员，从村干部入手。除了普遍的上门采访，也用了邀请到村委办公室接受的模式。记录方式也作了变化，要求他们全数记录，回家后听录音补齐。此后几月进入夏季，天气温度越来越高，但我们的采访计划照常正常。由于途较远，都是我开车带着研究生到不同的地方采访的。到10月，经过5个月的采访，主要的人员都已经采访遍了。此后，是一些零星的、补充性的采访。同时，进入史采访的、编纂期，最后成近30万字的史采访稿。

　　在村史编纂过程中，得到了村与主任的全力支持，史金祥则全程协助我编纂村史，村老年协长会长史济阳也经常联系、带。在我们进村之前的四月份，史金祥带领应礼华、史济洪正在编纂村史。他们前后费了几个月，编纂出了十多万字的村史初稿。这部村史稿的有用部分，我后来让研究生分别输入了电脑，直接用在村史中了。

　　采访近百人，不同人讲述水平高低不同。在采访过程中，施克勤、史后法、康志海诸先生给我们的帮助最大，前后几次采访，均有话必讲，无所。他们大脑中记录了村落发展历史的大部分内容，简直就是一部活辞典。老人十分健谈，记忆力好。康明章、康明通兄弟，史仁章、应宏甫两位老，史济泓、史济澍兄弟，柴文英、史建设，他们的讲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的敞开讲述，最合史采访要求。当代历史信息储存在人们的大脑记忆中，必须有意识地搜集，才会成为资源。没有史采访，老人记忆资源是没有价值的，或者说价值发现不了的。有了史，有了当代史编纂需要，他们记忆的历史文化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总体上说，多数男人的心态好，什么都会话；而多数女人不肯说，门槛稍精，顾虑太多。

　　采访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小困难，个别人的采访好事多磨。譬如采访史月清老师，史金祥老师电话中告诉我是东裕社区，我理解为东莺社区。我来到东莺社区，找遍全小区，没有那个门牌号码。电话联系史老师，她说到三江超市门口等我。于是我到东莺社区对面的三门超市等，可惜左等右等，就是找不到人。她在家里与三江超市间来回了三次，了一个多小时。史老师最后说：你不要来了，最下去我的血压也要上升了。此时，我才过来，可能是小区名称弄错了。一问门卫，果然附近还有一个东裕社区。我好不容易找到东裕社区时，又因同一个室分A、B而怎么也不找到她（后来才知道，前面的称102A室，后面的称102B室，这么复杂的结构，从来没有遇到过），只好心有不甘地回家了。这次采访浪费了一个上午，结果一无所获，只明白了一个道理，下次采访联系，地址一定要写成文字，而且电话联系时一定要再确认一下小区名称，不能想当然，否则彼此理解的东西会不同，风马牛不相及。

　　在村史采访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观念冲突。在采访中，有的村民会问：“村史要写得这么详细吗？”问这话的人，显然对现有的简略村史模式有所了解。某些村民习惯了被人管理，将村史的史采访编纂视为村干部的公家工作，与他们村民个人无关。由此，不太愿意配合采访，其历史自然就会出现失语现象。其实，这次史采访提倡的人人参与、人人入史，体现的是“大家来写村史”的史学。只有人人来说村史，才有可能写出详实的村史来。否则，村史就是十分简略而单薄的村志。可惜，他们理解不了。搜集图片过程中，会听到此人已经过世，意思不用关注了。看见有活人与合拍的照片，会说这张照片不能用，担心被活人骂。中国人的观念过实，有时会将照片等同于，结果会出现亲人故世、家人将照片烧掉现象。采访过程，有的村里人会说，那人都死了，还说他干吗。从我们来说，就是要说他。说白了，历史学就是处理、关注的学问。在我们眼中，或活人，均是历史人物，是我们的研究对象。站在后来者立场，我们要求人物有照片。没有照片，后人无法想像历史人物的样子，从而无解相关人生故事。历史的文本编纂就是为了记录曾经存在后来消失的东西，村史是全体村民共同的历史，不管或活人。

　　宁波话乡音与书面文字表达的不同也会带来不少困扰。采访中谈及“史久乔”，找遍家谱也未找到。后来根据其儿子史济惠、史济林，才知道是“史久潮”。又提及“史嘉仁”，在家谱中找了半天，最后才在五一房找到，是“史嘉顺”。这属读音理解错误。这种现象，在史时更为严重。有时村人只知道读音，不知道正式的文字写法。《谱》中，这种同音现象相当多。某些专用术语，更是令人费解。譬如村人说及竹匠，称为dai匠。此dai匠”。问题是，查字典，簟，应读dian。可见，是宁波人根据字面读了白字。

　　对我来说，编纂村史就是一种历史学专业工作，敬业是基本的职业要求。我们的专业、敬业，一时不为人所理解。经常听到的话是，某人不值得采访，这件事随便弄弄算了。我们没有完全遵循，某些不值得采访的人，我们采访的结果大出意外，很会说，内容十分丰富。村产大学生，以前常见的办法是列一张表格。我觉得表格的意义不大，信息过简，想做成一个大学生名录。为了做好这个名录，费了相当大的周折。中间遇到不少不理解的村民，说话难听，似乎在打听他们的隐私，这让参与调查的人员心情不愉，屡次提出算了，但我还是要做。一般人面对难题，往往选择逃避。而专家则相反，面对问题才有兴趣，才来劲。专家与普通人的不同在于，他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行家里手。麻烦我一人，方便众万人，这向来是编纂的原则。如果我们嫌麻烦，则别人用起来永远会遇到麻烦。再过几十年，这些人的名字都弄不清楚，更别说周详的简历信息了。幸村主任俞米加十分支持，他相信费力做出来的事总比省力好。这样，村史编纂的专业、敬业导向得到了肯定。

　　看老人的身体，似乎是废物一个，很少有人会想到其大脑记忆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记忆资源。史采访是一种公共历史记忆采访机制，它的任务是将私人的记忆成公共记忆。将个人的记忆资源成为公共的文化资源，由小范围内的经验分享转型为大范围内的分享，是村民史的意义所在。历史照片也如此，平时收藏于各家，只可小范围内使用，现在则可集中起来，让大家共享。很多消失的历史故事与图片，得以通过村史凝固下来。由此可知，编纂村史是一种让民间文化资源得以共享的文化活动。重当代村史，重当代村民，我们尝试了一种全新的村史编纂模式。生不立传，意思是生前有真身，死后由史传来承载，史传是真人的替身。普通人理解的历史，除了是国家历史外，在内容上多是生活中不再存在的。当代活人，往往不在历史考察之内。史的出现，改变这些观念。除了过往的村民，本村史尝试着主要根据当下村民的故事来建构村史，这在观念上多少是一大突破。

　　当代中国农村中最缺乏的是文化，更准确地说是用文本承载的文化。农村中读书人少，会写作的文化人少，从而留下的文献相当少。附录的《史家码桥志》，是60年代用蜡纸刻印的专门志，是少有的文献之一。在那个方志编纂停滞的年代，有这样的专门性方志作品，是相当值得让人吃惊的事。要知道农村人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参与人员多为高小文化程度。这部《史家码桥志》可能是唯一留存的孤本。为了便于流传，特别附录于后。祠堂中的《史氏旧学小学成立记》碑，一直未见拓文。这次费尽心力，终将之主要内容录于村史内。

　　2016年1月以后，史稿编纂完成，其他相关资料也搜集了不少，于是开始尝试村史的编纂计划。整个写作风格用报道体，主编，让不同的当事人来讲故事。4月，又承村领导之命，将《鄞东史氏谱》送到复印社，进行扫描、复印、装订工作。因为谱有了电子版本，使用起来十分方便，加快了村史编纂工作。4月底，初稿完成，交由史金祥、史济泓、施克勤三先生审阅。6月，史金祥完成二校。7月，完成三校。8月，最后定稿。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广泛的图片搜集、配置工作，才有这部图文并茂的村史呈现在大家面前。浙江大学出版社吴伟伟编辑大力支持了出版工作，很快将选题里批准。

　　在村史编纂中，虽然遇到了各种观念冲突问题，但最后的审稿工作十分顺利。副主编史金祥先生审阅得十分仔细，逐字逐句地审读，也增补了一些材料。而史济泓先生则发挥了他文学教授的长处，改正了不少错字。施克勤先生则从宏观上审阅了稿子，肯定了贡献编纂所在，也提出了一些值得修订或补充的问题。陆金康参与了图片设计工作。他们的认真审阅工作，提升了村史的质量。在这一年多进村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一条做事原则，把事做好，把村史，不村领导与全体村民的期望。这点也许正是村领导放心将事交给我们来做的原因所在。

　　目前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村史，是我们编委会尽了最大努力以后形成的版本。以前的村史是前代史；是精英的历史；只有名字与数字，而没有故事；只有第三人在说话，没有当事人在说话。大家看到的这部新村史，有几大特点：一是上下兼顾，二是精凡兼顾，三是前代史与当代史兼顾，四是记录与故事兼顾，五是他说与兼顾，六是文字与图片兼顾。村史如此与当代村民距离接触，这是历史上少见的。村史的版面设计也可探索一些，目前来看，16开本，两边留框，字行疏，图片多，纸色古色古香，可能是比较理想的选择。村史要不要公开出版，也可探讨。从小范围内交流、不公开上市销售来说，不用公开出版；但从生产的性与质量来说，要公开出版。不公开出版，就是三无产品，印刷质量难以，也会影响后续的评活动，社会效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出版社是专业的图书生产机构，由他们来处理，质量更有，这就是出版社品牌的价值所在。书是用来阅读与收藏的，只有户户一套，用的人越多，图书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价值所在。这些图书，应是普及村史知识的手段，它是大家共同的文化遗产，应是户户的传家宝。对于这样的一部村史，不同人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这十分正常。对我来说，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搜集到更多更精彩的村民生产、生活故事，普通村民配照计划也没有实现。如何写普通人的历史，我一直在探索之中。第一步想到的是用表格，第二步想到的是人人配照片。表格是静态的东西，具有历史资料查阅性，可读性差；如果能配上不同人的图片，专题村民史部分也将具有可读性。要实现这样的要求，从技术上说不成问题，户籍管理系统中有每人的照片，只有调取他们的照片即可。人人留影，人人，公开，史学的意义很大。只是这样创新活动，普通村民在心理上可能一时难以接受。目前的探索是由村志向村史的转型，没有完全实现最理想的状态。这是新村史探索活动的起点，不是终点，希望有更多的后来者能探索出更为理想的更可操作的村史模式来，从而提升当代中国的村史编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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