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前后，多个小区试点“垃圾分类”，但由于后端处理设施缺位，分类垃圾桶大多成了“摆设”。
2000年，住建部确定等8座城市试点垃圾分类，开始“可回收”、“不可回收”两分法的推广。
2009年，市委、市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确立垃圾分类按照大类粗分的标准，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它垃圾三类。
从1957年，在全球最早提出“垃圾分类”的概念，到1996年第一个试点小区开始行动，再到又过去20年的今天，垃圾分类经历了“原地踏步、迂回不前、效果不佳”等多个让人纠结的阶段，2016年年底，习总对垃圾分类做出重要，2017年3月起，市对垃圾分类执法检查，新的垃圾分类热潮看似再次来到。市参事、“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表示，解决好垃圾问题，一方面要做好前端垃圾分类，完善后端链条；另一方面要实施垃圾减量化措施。
1957年7月12日，《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垃圾要分类收集》。市参事、“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说，当时提出垃圾分类的背景是“勤俭建国”。在彼时的背景下，废品回收业十分发达，市民会把牙膏皮、橘子皮、旧等分门别类送到废品站换钱。
真正意义上的垃圾分类则开始于90年代末。1996年，在指导下，西城区大乘巷社区成为第一个试点垃圾分类的小区，最初，6个大垃圾桶贴着不同标志，分别收集书本、塑料泡沫、碎玻璃和废铜烂铁。到了2000年左右，小区的垃圾桶变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
从形式上看，垃圾分类已经迈出步伐，但是，问题却接踵而来。由于后端垃圾分类设施缺位，前端细分的垃圾到了运输处理阶段，又被一股脑地倒在了一起。“分垃圾有什么用呢，到最后还不是混在一起？”居民们提出了质疑。
“可以说，2008年前，垃圾分类设备作用不明显。”王维平坦言，2008年才建起第一座垃圾焚烧厂，在2008年前，对垃圾的处理方式只有一种，就是填埋。
2010年，提出创建垃圾分类达标小区，首批600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建立。这些小区都配备了标有“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的3个分类垃圾桶。
来自市委的统计数据显示，至今，全市已有3000多个小区成为垃圾分类试点小区，配备了垃圾分类设备，占到有物业管理小区的80%。
彼时，全市还招募了2万余名“绿袖标”。他们的职责是指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不过从现实来看，这些分类往往已经变成了“二次分拣员”。每月600元补贴，每天俩小时对垃圾桶的垃圾进行分类。
说起多年来设施和人员投入取得的效果，市委固废处相关负责人认为，经过多年来的努力，居民分类投放的意识确实是在增强的。“还有居民打电话主动要求自己所在的小区开设垃圾分类。”
不过，成效是有，但进展缓慢，效果一般。采访中，无论是机构还是专家学者都并不回避这个话题。
晨报记者日前也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有市民告诉记者，“知道垃圾分类，但不知道该怎样分，更不知道垃圾分类的意义到底在哪。”
还有市民表示，曾经参与过垃圾分类，但是每次投放时发现写有厨余垃圾的桶里什么都有，一下子就觉得毫无意义。
5月，市常委会副主任牛有成代表执法检查组发布了检查发现的四方面问题。包括条例知晓率不高、普及率不高，无论是公共机构，还是市民，都存在着认识不高、自觉参与不够的问题。
垃圾分类推进力度不够，进展缓慢。市级财政近两年来没再持续对居住小区垃圾分类的收集运输给予资金投入，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还存在“先分后混”的现象。排放登记制度尚未建立、垃圾产生量底数不清，餐厨垃圾规范化收运覆盖率较低，部分餐厨垃圾去向不明。规划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处理设施滞后。一些配套实施办法尚未出台，比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办法、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和办法等。
对于执法检查组梳理出的问题，部门、相关专家也表示赞同。市委相关负责人在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时说，垃圾分类社会自治长效机制还有待搭建，前端宣传工作与市民参与缺乏粘性，入户机制欠落实，未形成参与分类的稳定基础群体。
末端处理能力方面，由于处理设施选址难、建设周期长等问题，垃圾处理能力虽然逐年提升，但与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快速增长相比仍存在差距。
另一个问题是再生资源市场低迷，回收人员减少，回收网点严重萎缩，各级分拣中心尚未纳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统筹规划。快递包装、电子垃圾快速增长，也给垃圾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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